编者: 值得一读, 因为现代新教基督徒的生活秩序, 感觉和马丁路德是有强关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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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改革与基督教世界的世俗化
林纯洁
1517 年，德国奥古斯丁会修士马丁·路德发表《九十五条论纲》，批判罗马教廷发行的赎罪券，引发了宗教改革运动，改变了西方乃至整个世界的历史，至今仍然产生着影响。宗教改革导致了基督教会的再次分化，新的教派快速崛起，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新的世界宗教的格局。
中世纪以来的西方社会受到古希腊文明和希伯来- 基督教文明的双重影响，在世俗化与反世俗化之间存在着一种巨大的张力。古希腊罗马社会虽然也有对神灵的崇拜，但整体上是一个世俗化的世界，即人们追求的仍然是用人的理智去获得尘世的幸福。欧洲进入中世纪时代后，基督教在社会日常生活与意识形态上占据了统治地位， 导致当时的人最为关心的事情便是来生的得救问题，这就是一种反世俗化的世界。罗马教会发展出七项圣礼，影响了人从出生到结婚，到死亡的整个过程，对人的身体、生活和精神也作了很多限制；同时罗马教会垄断了《圣经》的解释权，教皇成为最高的属灵权威，对世俗君主的权力构成了强大的制约。
罗马教会对宗教仪式的时间、空间、仪式形态等都有严格规定，在神圣与世俗之间划下了难以逾越的界限。这种神圣和世俗的划分还体现在社会阶层上，教士修士等神职人员属于属灵阶层，平信徒属于世俗阶层。平信徒如欲得救，必须以神职人员作为中介。罗马教会对道德也划分了等级，如对神职人员提出了最高的道德要求，并要求守贞。平信徒可以结婚，但夫妻生活被严格规定。罗马教会认为通过行善功可以得救，而苦行、虐待身体也是善功，很多修士和信徒试图藉此得救，可见中世纪教会对肉体的敌视与蔑视。
但这些隔离和管控的措施并没有阻挡世俗化的进程。一方面，罗马教会的修道院对各类书籍的保存和抄写，保存了大量的古典文化；另一方面，罗马教会逐步占据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刺激了教职人员的贪欲享乐和教会的腐败，从而为后来的世俗化运动准备了条件。
到了中世纪晚期，文艺复兴的爆发大大促进了欧洲世俗化的进程。文艺复兴是一场世俗化的运动，不仅解放了人的头脑，也解放了人的身体。文艺复兴强调人的尊严、人的潜能和追求尘世的幸福，赞美身体的美，这在本质上与基督教的精神是不相容的。但在世俗化的背景下，甚至有的热衷艺术与享受的教皇也加入了文艺复兴的浪潮，成为艺术的重要赞助者，而这又加剧了罗马教廷的腐败。
16 世纪初，罗马教会内部改革的希望已经破裂。教会腐败依旧，内外危机四伏， 很多神职人员不能守贞，丧失了作为民众道德楷模的地位。1515 年，来自美第奇家族的教皇利奥十世为了修建一座文艺复兴风格的圣彼得大教堂，在德国发行赎罪券以敛财。在此背景下，1517 年10 月，宗教改革突然爆发。马丁·路德发表《九十五条论纲》， 质疑赎罪券的功效，批判了罗马教会赦免人罪的权力，由此打破了罗马教会精神上的权威，受到民众的热烈欢迎和广泛传播，呼应了民众对热衷敛财的罗马教会的长期不满。
马丁·路德
在这种浪潮的推动下，马丁·路德继而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教会的主张，这些都根植于基督教会的传统。路德在阅读《圣经》的过程中重新发现，而并非发明了“因信称义”（Sola fide）。路德推崇使徒时代的教会形态，推崇信徒之间的平等，反对罗马教会的等级制和教皇的权威，认为“信徒皆为祭司”，这种祭司并非担任教会职务的神职人员，而是能够与上帝直接沟通的信徒。1521 年— 1522 年，路德以伊拉斯谟整理的希腊语《新约》为底本，将之翻译成德语；直到1534 年，翻译出版了整本《圣经》。这使得德国普通民众都得以阅读《圣经》，通过《圣经》直接与上帝交流，打破了罗马教会对解释《圣经》和与上帝沟通的垄断。路德认为《圣经》是最高的权威，是信仰的唯一源泉，因此新教不需要宏伟的教堂、繁复的装饰，在一个简单朴素的空间都可以举行宗教仪式，在空间上打破了神圣与世俗的划分，与罗马教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宗教改革反对罗马教廷的腐败和繁琐礼仪，反对神职人员追求世俗享乐的欲望， 反对教会与社会在性道德上的混乱，实际上是反对文艺复兴以来的世俗化进程，希望引导人们阅读《圣经》，通过虔诚的信仰获得拯救，复兴使徒时代的教会形态。但恰恰是马丁·路德的天职观、政教观和婚姻观等学说，却反过来加快了世俗化的进程。“当然宗教改革对世俗化的与多元的现代性兴起的作用，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和无意的。”
1522 年，路德翻译的《新约》被皇帝查理五世和勃兰登堡选侯、萨克森公爵等天主教诸侯禁止发行后，他认为自己所处的世界是一个“被颠倒的世界”，即属灵权力热衷干涉世俗事务，世俗权力试图干涉属灵事务。他在《论世俗权力及人应该服从的限度》一文中写道：“教皇和主教，本该成为真正的主教，宣扬上帝的话语，他们却放弃了这个职责，变成了尘世的君主，用那只关于身体和财产的法律来治理民众。他们真正颠倒（vmbkeret）了，他们应该通过上帝的话语管理内在的灵魂，他们却在专心管理宫殿、城市、土地和民众，用难以言说的谋杀折磨灵魂。”“这样他们就颠倒了，以铁来管理灵魂，以敕令来管理肉体，即世俗君主管理属灵事务，宗教阶层管理世俗事务。”“被颠倒的世界”是路德提出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是认识路德的世界观及政教观的一条重要线索。
为了矫正这个“被颠倒的世界”，路德反对中世纪以来将人分为“祈祷者、保卫者和劳动者”的三种等级制度，提出了“教会、国家与家庭”三种秩序理论。在这种理论框架下，路德认为每个人从事的职业都是上帝赋予他的天职（Beruf），由此在社会阶层上，路德取消了神圣与世俗的区分，正如马克思认为路德“把僧侣变成了世俗人，是因为他把世俗人变成了僧侣”。路德正是通过天职的平等性把僧侣变成了俗人，又通过天职的神圣性把俗人变成了僧侣。路德通过天职观大大提升了尘世职业的地位。马克斯·韦伯认为，“如此赋予俗世职业生活以道德意义，事实上正是宗教改革，特别是路德影响深远的一大成就。”路德通过为三种秩序下各种身份的人赋予了不同的天职，从而对尘世社会有了一个完整的构想，以此重构他眼中的“被颠倒的世界”。在路德天职观的基础上，加尔文提出了预定论，他认为，“上帝的拣选本身是隐秘的， 但藉天职把它展示出来，天职可能就是选民受上帝拣选的证明。”是否受上帝拣选是不可知的，但事业的成功却是选民可能的象征，由此促使加尔文教徒勤劳节俭，追求事业上的成功，产生了一种勤俭禁欲的伦理，韦伯称之为“资本主义精神”，对资本主义的兴起产生了重大影响，这进一步促进了西方社会世俗化的进程。
在宗教改革的过程中，路德逐步与罗马教会决裂，因此不得不借助世俗贵族的作用。在理论上，路德肯定了世俗权力的神圣性，强化了国家的作用。在政教关系上，路德做出了更有利于国家的划分，世俗诸侯兼任教会首脑，导致了新教地区国家教会的形成。路德的国家观以“两个王国”与“两种治理”理论为核心，进一步划清了国家的权力范围：将一切强制权力归于世俗权力，取消了教士的司法豁免权，反对教会组织或参与宗教战争，有利于近代国家世俗化和政教分离体制的发展。路德废除了除洗礼和圣餐礼外的其他五项圣礼，将婚姻等事务都交由世俗权力来管理，打破了教会对社会生活的控制。宗教改革沉重打击了天主教会和教皇的权威，促进了世俗权力的发展。海因里希·伯恩卡姆认为，“路德在社会结构上的影响是造成了一个世俗化的世界。国家、法律和公共生活都拥有了自己的尊严，不再从属于教会法。同时，这也意味着世界的神圣化。现在，在福音的精神中，通过每一个天职和每一个工作与上帝直接交流。”
纪念路德张贴《九十五条论纲》的德国小银章
路德主张因信称义，反对通过苦修、善功等行为称义，进而提出了废除修道院的主张，并主张教士也可以结婚。这抛弃了罗马教会对神职人员的禁欲要求，因为当神职人员不能做到时，对教会威信的损害更大。路德为基督教世界提出了一个更为符合人性和容易实现的性道德规范，即认为所有人都应该结婚，但夫妻应该相互忠诚，性关系应控制在夫妻之内。也就是说，对所有人树立了同样的道德标准。路德废除了圣礼中的婚礼， 但将婚姻视为世俗事务和一种天职，宽容婚姻内的性生活，同时主张加强对婚外性生活的控制和惩罚。16 世纪以来，宗教改革兴起的地区，都关闭了妓院，对出轨的教徒加强了惩戒。路德同时要求家庭所有成员都过一种属灵的生活，在家庭中操练属灵的信仰。
宗教改革反对修道制度，促进了教会领地的世俗化，很多世俗贵族借宗教改革的机会没收修道院等教会财产，将之转变为世俗财产，这是宗教改革在推动世俗化过程中最为直接的一种方式。一些地区的世俗化改革甚至意外地改变了德意志统一的进程和历史的走向。在路德的劝导下，1525 年，普鲁士条顿骑士团团长阿尔布莱希特进行宗教改革，将骑士团世俗化，骑士团领地由此变为普鲁士公国领地。由于阿尔布莱希特来自勃兰登堡的统治家族——霍亨佐伦家族，这为1618 年勃兰登堡与普鲁士合并，进而为发展出后来统一德国的普鲁士王国创造了最初的条件。
自路德以来，新教特别注重牧师的布道和信徒对《圣经》的阅读，从而促进了识字等教育事业的发展。路德还主张国家广泛设立学校和奖学金，对适龄儿童进行义务教育。初等教育不仅是中、高等教育的基础，也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社会的整体素质。宗教改革之后，德国逐渐完善了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制度，为此后进行的现代化奠定了必要的社会基础。而且当人们为了读《圣经》而学会了文字时，他的阅读视野将不会局限于《圣经》等宗教读物，这将大大提高他追求尘世幸福的能力。新教对教育的重视，也引起了罗马教会的良性竞争，双方都致力于推进教育，欧洲的教育得以迅速发展。
随着新教的迅速发展，与天主教的矛盾越来越激烈，由此在欧洲引发了多场惨烈的宗教战争，尤其以1618 至1648 年的三十年战争规模最为巨大，损失最为惨重。在此之后，欧洲人逐步认识到了宗教宽容与宗教自由的重要性，这在18 世纪的启蒙运动中进一步得以光大。而罗马教会作为启蒙运动的重要敌人，在宗教改革期间已经受到沉重打击。三十年战争结束时各国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确定了以国家世俗利益而非宗教意识形态为主导的国家体系和国际秩序，基督教世界的世俗化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基督教世界的世俗化不可阻挡。
综上所述，宗教改革的起点是反对文艺复兴的世俗化，反对罗马教廷的腐败和行为称义的教义，反对社会上性道德的混乱等。结果却是，宗教改革确立世俗权力的神圣性，世俗国家接管了家庭、教育等事务，逐步取得了超越教会的权威，从而进一步推动了西方基督教世界世俗化的进程。因此，宗教改革是一场兼具反世俗化与世俗化的社会运动。
